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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将“物”置于一条文化的河流之中加以审视和揣摩，让作品饱含浓郁的文化韵致。图为丰子恺所绘“百草园”。资料图片

近年来，当代散文创作接续博物书写传统，作家对自然万物投以关注的目光，通过“我”的视角对“物”展开细腻观察和细致描绘，并且在“格物”时融入现代意识，特别是突出“物”的本真和情感的本真，从而让“物”的特征和价值呈现出新的风貌，给读者以美妙的阅读体验。

博物散文重考证，善勾连，在引经据典中书写“物”的历史，包括物候、地理、文化等维度，形成“物”的知识考古学，彰显“博物君子”的文化底蕴。同写蜡梅，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征引苏轼、黄庭坚、谢翱的蜡梅诗，马俊江在《文心雕草》中则涉及王安石的《红梅》、范成大的《梅谱》，以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周瘦鹃的《花木丛中》等。作家们旁征博引，将“物”置于一条文化的河流之中加以审视和揣摩，让作品饱含浓郁的文化韵致，颇有“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当代博物作家在继承和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力求把“物”从繁重的象征意义之中跳脱出来，回到“生命的童年”，回到“刚出发的那个时刻”。

中国文学有托物言志、寄物抒情的传统，比如梅兰竹菊意象寄寓着作者对生命意志的持守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春秋时期孔子曰：“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东晋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苏轼慨叹“不可居无竹”。元代王冕笔下的墨梅具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特点。在他们的观念中，诸如梅兰竹菊的“物”富有隐逸、高洁、柔韧等象征意义，表达着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不过，古典文学中“物”的象征性有时过于稳定，成为一种刻板、牢固的文化符号，从而失去本真性的自然存在，鲜活的“物”早就被贴上了简单的标签。钱锺书曾经提及好的写作“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当代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阿来就对“咏花而不见花”的“不及物”审美态度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试图展开具有本真性追求的博物书写，还原“物”为“物”，据“物”写“物”，呈现“我”对“物”的观察与感受。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力求破除古典文学意象与真实物的区隔，部分跳脱出“物”与“人”之间僵化的象征意义，书写“物”自然的、原始的、本真的状态。“物”不再只是人的精神与品格的媒介载体，也是自行独立的审美对象。自然之“物”从背景成为主角，这种转变不仅是创作手法的革新，更是审美观念的深刻变革。

回到“物”的本真状态，并非冷冰冰的自然科普，作家在坚持突出“物”的科学性基础上，擅长以细腻的视角观察自然之“物”，使用充满诗意的文学笔法和审美笔触描绘“物”的特性。于是，作家笔下的“物”蕴藏着他们的情感和记忆，构建起有温度、有个性、有格调的博物写作。这种博物散文给读者以丰赡的自然知识，又提供丰盈的审美愉悦，实现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相互交融。

马浩在《谁染枫林醉》中以科学的语言解释枫叶由绿转红的缘由，即枫树叶片细胞液呈酸性，随即笔锋一转，慨叹枫叶历经春、夏，饱经风霜，终成红枫。这使得枫树由绿转红的现象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审美问题。阿来在《贴梗海棠》中，以文学性的语言书写海棠花的植物学特点：“那花一朵一朵一律五只单瓣，不似绢的轻薄，而有绸子般肥厚且色彩明丽同时沉着的质感。”把海棠花瓣比作绸子，形象而又熨帖。李元胜则以白描和拟人手法书写螳螂：“修长如箭的身体，颈部超长，腹部也超长，而且动作优雅、从容有如深山里的文人。”他在《寻花问虫》中时常对自己发现的花和虫表达出惊叹与喜爱之情。阿来也注重呈现“寻花历程”，沉醉于花朵对自己的情感馈赠。有的作家以自然之“物”作为情感媒介，以回忆为通道，展现创作主体对于人事变迁的感喟，表达“物”带来的生活哲思。马俊江在《杨柳依依》中通过“杨树”怀想老家的房屋，在《“龙”是水边红蓼花》中怀想北方老家的院子和二姐。这些博物散文以“物”联结新旧时空，在浓浓的回忆之中由“我”的一己情感通达“我们”共同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