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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安徽瞄准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拟建30家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呼和浩特市“先投后股”项目管理办法》发布，以财政资金先期扶持、后期转股退出的创新方式，破解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的资金难题；在宁夏银川，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面对面”，架起创新资源对接的桥梁……

　　当实验室里的专利走向工厂车间，当论文里的公式变成产品参数，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及转化，如“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加快攻关成果应用和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

　　记者梳理发现，近3年来，各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相继落地，在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创新、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的密集布局、金融支持与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搭建上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

　　让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动转化的人发挥作用

　　“过去，职务科技成果主要归单位所有，这一制度安排有其历史合理性，有利于加强国有科技资产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军提到，但在实践中，也容易出现成果处置链条较长、科研人员积极性不足、市场响应不够及时等问题。很多成果并不是没有技术价值，而是在权利归属、决策程序、利益预期和风险责任之间缺少更顺畅的连接机制。

　　2020年，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40家单位，作为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探索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

　　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是将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是激发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积极性，破解“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问题的关键环节。

　　记者在各地方的科技成果转化文件中发现，有关“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举措各有亮点。

　　《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措施》中提到，将本单位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成为共同所有权人，成果完成人所有权权属比例不低于70%。可将单位留存部分的所有权以“赋权+约定收益”“赋权+现金”等方式让渡给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人获得全部所有权后可自主转化。

　　相较于部分地方保持高比例共有，再开放全部赋权通道的做法，上海的做法是直接启动全部赋权，即“在明确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前提下，试点实施职务科技成果全部或部分赋予成果完成人”。

　　“贵州模式有利于在单位权益保护和科研人员激励之间取得平衡。”赵军分析，“上海模式并不是放弃单位权益，而是在明确规则、收益安排、合规边界和责任机制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类型成果选择更适合自身转化规律的权属安排。”进一步来说，“直接赋权”的深意在于，它进一步压缩了职务科技成果从形成到转化之间的制度距离。上海直接赋权模式有助于减少内部协调成本，提高成果与企业、资本和应用场景对接的速度。

　　“可以说，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核心，不是简单把成果产权‘分给谁’。”赵军认为，“而是通过更加清晰、稳定、有效的制度安排，让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动转化、能够对接市场的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关键作用。”

　　各地推广“先使用后付费”模式

　　4月，在《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提到，北京重点推广“先赋权后行权”模式。

　　过去高校科研成果往往“重论文、轻转化”，而中小企业则因技术风险高、资金压力大而“不敢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分析，“‘先使用后付费’表面上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支付方式改革，实质上反映了国家科技创新逻辑的深层变化。”

　　“就是要解决当前存在的‘两头怕’问题：高校担心成果被低价使用；企业担心花钱后无法产业化。”李志民解读，这一政策既能降低企业技术应用门槛，又能让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加快形成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