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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不单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个综合征。”

　　在近期由健康县域传播平台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健康县域大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安贞医院)的王运红教授直言。长久以来，基层医生习惯于把高血压当作一个“数值问题”来处理，盯着血压计上的数字开药、调药，却很少追问数字背后的病因。

　　我国2.45亿高血压患者，近七成生活在县域。这里被定位为防控主战场，但血压控制率长期不足20%。大量患者吃着三四种降压药依旧居高不下，却从未查过醛固酮/肾素比值，没做过肾上腺CT，没人问过他们晚上打鼾有多严重。

　　开药、加药、换药——诊疗成了一条单行道。每年新增的脑卒中、心梗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与血压失控直接相关。打破基层高血压的诊疗困局，刻不容缓。

　　为拆解这个困局，健康县域传播平台访谈了四位一线专家——王运红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姚志峰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徐瑞教授、河南省巩义市总医院郜炎辉院长，从临床思维、医共体实践、新技术规范与上下联动多个维度，寻找破局之道。

　　从“数值管理”走向“病因追寻”

　　高血压之所以复杂，在于它背后可能隐藏着截然不同的病理机制。

　　王运红教授首先点明了这一关键：“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这涉及病因鉴别。如果病因都搞不清，就谈不上个体化管理。”

国家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安贞医院)教授 王运红　

　　王运红教授进一步指出，即便是原发性高血压，中青年与老年人也差异巨大。前者通常舒张压升高，与久坐、外卖、熬夜高度相关，调整生活方式后血压甚至可能逆转；后者则以收缩压升高、脉压差增大为特征，根源在于血管硬化，需要警惕季节波动和清晨血压骤升。

　　然而，大量基层医生缺乏筛查意识。姚志峰教授指出，很多县市级医院对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远远不够，甚至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也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到，醛固酮增多症在难治性高血压中的比例并不低，但由于筛查能力或意愿不足，很多病例被漏诊。如果漏掉这些可根治的病因就直接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 姚志峰　　

　　徐瑞教授用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让问题变得具体。在宁津县，一名30多岁的青年吃了四种降压药依旧控制不佳。当地医生虽怀疑继发性高血压，但对筛查结果判读不专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 徐瑞　　

　　“我曾经去过乡镇医院，发现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可能只局限于高血压开个药，再多一点可能就不是太懂。”徐瑞教授直言，“专家不能只坐在会场讲指南，必须深入基层，通过真实病例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手把手地带教。”

　　把血压计放到村口，让分级诊疗落地

　　有了“查因”的临床思维，下一步是如何让它真正落地。这不能只靠医生的自觉，更需要一套能兜底、能运转的分级诊疗制度。

　　国家力推的县乡村三级体系，本意正是承载这一功能。但现实中，“签而不约”、各自为战的情况屡见不鲜。郜炎辉院长坦言：相当数量的慢病患者管了但没管好，还有更多的却没被发现。

　　巩义的破局方法简单却有效。第一步，把远程血压计铺到村卫生室、乡镇诊区和县级候诊区。这并不是高深技术，却在最前端解决了“知晓率”的问题。第二步，厘清三级职责：县级医院聚焦精准治疗与疑难病例，乡镇与村医承担筛查和日常随访。职责分明之后，转诊路径和管理流程自然就拉直了。第三步，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做科普——十四年的健康文化周，小品、快板、相声轮番上阵，把高血压知识送进家家户户。

河南省巩义市总医院院长 郜炎辉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结果是扎实的：巩义居民健康素养从16.2%升至35.5%，高血压达标率从32%跃至53.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知晓率、筛查率、管理率、达标率，四者环环相扣，每一环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