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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上半年，中国足球似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上行期。

　　北京时间5月16日，随着U17国足成功获得U17世界杯参赛资格，本年度5支出征亚洲杯的国字号队伍中，中国女足、U20女足、U17女足和U17国足4支队伍均成功获得相应组别的世界杯参赛资格，U23国足更是创造了22年来的历史最佳战绩，获得亚洲杯亚军。国内职业足球赛场的热度也节节攀升，中超联赛仍是广大球迷观众的“狂欢日”，女超联赛也创下观众到场纪录，在社交媒体上热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为代表的业余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全国省市如火如荼地举行。4月至5月，“苏超”“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粤超”(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闽超”(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陆续开赛。5月16日，相较省级城市足球联赛“更草根”的两个“县超”同时迎来关键时刻：广西“县超”(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战罢，柳州市柳南区队依靠点球赢得冠军；“中原(区)县超”(中原地区县域足球超级联赛)则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开赛。

　　职业赛场的“球迷看台”范围越来越广，城市球场挤满支持本地球队的普通百姓，这种职业足球与草根足球并行的热潮，是中国足球难得的积极景象。然而，随着各地“城超”赛事的数量不断增长，在流量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开始频频出现——这些“糊涂事”不仅消耗了全国观众的热情，更在实质性地透支中国足球来之不易的发展空间。

　　在诸多引发讨论的现象中，“城超”赛事“竞技属性”与“本地属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引人关注。

　　诸如“城超”等民间足球联赛，其生命力深植于赛事的本土化和观众的属地认同感，参赛球员多为当地居民及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的是各自城市荣誉——上赛季“苏超”之所以爆火，也是因其颇具地方风格的“散装”特点引发全国观众“共情”。但近来各地效仿“苏超”办赛，部分球队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和更高的关注度，开始尝试在赛事规则的边缘“游走”，跨省引入非本地户籍的高水平球员甚至具备职业背景的“强援”。

　　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比赛的观赏性和对抗强度，还能为赛事在视频平台上贡献精彩的进球集锦，但也有球迷担心，当“外援”挤占了本地足球爱好者的上场机会，当场上球员不是本地人，甚至不会说一句本地方言时，“城超”是否偏离了其“本地属性”？

　　此外，在业余赛场出现的“唯成绩论”，也容易引发大的负面连锁反应。由于追逐成绩，有地方球队和部门为吸引强援开出高薪，当“城超”业余赛事从本地观众的足球节日变为金钱比拼，真正在基层默默热爱足球、常年组织社区训练的队伍难免产生心理落差。

　　用重金购买球场上和成绩单上的“虚假繁荣”，不仅容易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城超”变味，更可能破坏各地原本脆弱的业余足球生长环境——这也是近期各城市联赛开始严格核查参赛人员的户籍与社保缴纳年限、出台相关“限薪令”等举措的原因。去年获得“苏超”冠军的泰州队，就曾因其阵中出现过多长春亚泰梯队球员而引发争议。今年，“苏超”组委会对球员参赛资格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力求保持赛事的“本地属性”。

　　赛场之外，部分赛事也在“体育文旅融合”包装下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模糊了“城超”作为体育赛事的焦点。

　　冗长的中场表演、与赛事毫无关联的商业走秀、大量不合时宜的文旅推介，占据了赛场上的大量时间，而在网络流量的诱惑下，部分地区甚至组织女性拉拉队员身着不得体的服装“应援”、将转播镜头对准场边女性观众加以“凝视”、不关注球员场上表现反而捕捉球员换球衣的瞬间，随后将其作为宣传噱头在网络上“收割流量”。种种作为，既反映出部分主办方对体育运动本身缺乏认知与耐心，也是对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员和广大热情球迷的极度不尊重。

　　借助大型赛事发展体育经济、带动地方文旅，本是“城超”利用自身地方优势特点的积极尝试。然而，部分主办方在办赛过程中陷入了扭曲的流量和变现焦虑，为了迎合网络平台的传播规律和算法推荐，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倾斜到足球之外的环节，让原本应该为比赛添彩的内容“喧宾夺主”。

　　如此做法吸引来的，往往只是追逐网络热点、随时准备“转移阵地”的看客，而非真正热爱足球、能够长久支持地方赛事的球迷观众。健康的文体融合，应当是用精彩赛事吸引人、用当地的文旅精品和真诚热情留住人，而非把体育赛场变成群魔乱舞的秀场——“苏超”场外的“特产应援”、“粤BA”场内的“特产交换”，都是值得称道的正面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