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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成本结构、收紧下沉客户风控是我们在助贷新规落地后，应对业绩下降压力和监管合规考验时较为明显的转变。为此，我们专门优化了客户筛选方案以及配套的风险评估系统、大数据推送系统等。”某头部助贷机构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强(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实施已半年有余，互联网助贷行业步入深度转型阶段，盈利模式、风控逻辑被重新书写：银行合作“白名单”收缩，中小平台加速离场；助贷机构业务规模下探，亟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合作机构收缩 推动双向选择

　　“银行端合作机构收缩和精细化管理是助贷新规给行业带来的主要变化之一。出于合规风控考虑，银行更倾向于与头部机构合作。”张强告诉记者，“新规要求银行需承担审核合作机构准入条件的责任，若合作机构出现问题，银行可能被同步问责。此外，银行不得与公示名单外的机构开展助贷业务合作，这就导致银行从过去的‘广撒网’向‘审慎择优’转变。”

　　助贷新规明确，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则；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

　　蓝海银行3月5日更新了68家互联网贷款平台运营机构合作名单，其中有40家被明确标注为“暂停投放”。

　　亿联银行2026年2月发布的互联网贷款合作导流获客机构从今年1月的11家调整为10家。自2025年9月该行的网贷合作平台从此前的56家大幅减至10家后，今年以来其仅对合作名单进行了小幅优化。

　　此外，也有部分银行扩大了合作机构名单，同时对合作机构作出精细化调整。例如，广东华兴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从此前的17家增至20家，但该行并非简单做加法，而是在移除了部分合作机构后新增了合作伙伴。

　　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银行与助贷机构之间逐步转向“双向选择”。“之前通常是助贷机构主动寻求银行合作，银行在选择助贷机构方面可谓拥有绝对话语权。而在助贷新规正式实施之后，由于24%的综合融资成本不容突破，助贷公司对成本压降有更加现实的考量，部分资金成本较高的中小银行也会被头部助贷机构拒之门外。”另一家头部助贷公司业务负责人王楠(化名)说。

　　客群规模受限 寻找利润增长点

　　助贷新规对综合融资成本的严格管控，直接冲击了助贷平台的盈利模式。

　　助贷新规要求，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这意味着，过去靠表面低利率和高服务费、会员费的盈利模式彻底被限制。

　　“24%综合融资费率的划定限制了单笔贷款盈利的上限，实际上也限制了我们有效客群规模的增长。在我们的系统评估时，综合贷款利率超过24%的高风险定价人群会被直接拒绝。”张强说。

　　“近几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综合贷款利率24%以下的客群规模和贷款需求在逐渐减少，基本上没有新增客群，助贷行业的复贷率非常高，几家头部机构的复贷率都在90%以上，利润主要来自既有客户复贷，而老客户规模在缩减，这就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效益承压，部分机构向海外寻求利润增长点。”一位助贷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在成本端，我们投放广告等导流费用未减少，但撮合成功率下降了。”上述助贷行业资深人士表示，“比如说，以前给10个人推送导流广告，可能有7个人撮合成功，这7个人未必都符合风险评估要求，但他们愿意以增加费用为代价获得贷款，综合费率可能超过24%。而现在24%的上限被卡死，在收到导流信息的10个人中，可能只有三四个人符合要求且撮合成功，但导流、运营成本是没有减少的，甚至为了扩大推送人群，在部分平台上此类费用还有所增加。”

　　助贷新规带来的变化，反映在业绩上，是部分企业2025年四季度业务规模收缩和经营业绩承压。例如，奇富科技2025年业绩公告显示，2025年四季度，该公司总撮合及发起贷款规模为702.97亿元，较2024年同期的898.85亿元减少21.8%，净利润10.161亿元，环比下降29.1%。又如，信也科技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实现双增，但2025年四季度营收同比下降12.7%，净利润同比下降38.2%，当季促成交易额同比下降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