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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5点，北京顺义的一处平房内，闹钟还没响，陈芳却已醒来。她轻轻伸手摸向床头柜，在朦胧晨光中拿起手机——屏幕亮起，时间是5点17分。她点开银行App，盯着余额数字——2371.43元，它像一颗尖锐的石子，砸进了她尚未完全清醒的意识。

　　她切换到记账软件，细密的数字在微弱的屏幕光下浮现：22天的康复课程费用共计1万余元，融合班费用7000元，评估费2100元……一个月的账单，总计1.9万余元。

　　陈芳静静地盯着这个数字。许久，直到眼睛发酸，她才按下锁屏键。6岁的儿子康康还在熟睡，小拳头攥着她的衣角，呼吸均匀。这个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已一年半的男孩，并不知道自己的每一点进步，背后都坠着父母沉甸甸的账单。

　　账单上的数字

　　2024年7月末，陈芳第一次牵着康康的手走进康复中心时，她目光掠过墙上可爱的卡通贴画，久久停留在前台张贴的价目表上：个训课270元/节，感统课180元/节，语言课270元/节。

　　“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砸锅卖铁也要治。”陈芳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道。彼时，陈芳丈夫月收入七八千元。她盘算着：一天3节课720元，一个月上22天就是15840元，“挤一挤，能扛住”。

　　最初几个月确实是倾尽所有的投入。2024年8月，康康上了24天课，加上评估费用，当月花费“小两万元”。陈芳犹记得，从家庭储蓄账户中取钱时，她的手指在ATM机按键上停顿了很久——那是他们原本打算用来装修老家房屋的钱。

　　转折发生在今年春节后。陈芳丈夫所在的公司效益骤减，连续3个月，每月到手工资只有2600多元。

　　“他起初不敢告诉我，直到有一次该交康复费时，他支吾地说信用卡还不上了，我才知道家里经济状况已经到了悬崖边。”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陈芳和记者坐在康康所在的康复机构大门口，回忆这段经历时，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那天晚上，她翻出家庭记账本：2024年5月至12月，康康的康复费、评估费、交通费合计近12万元；2025年1月至3月，每月康复费1.1万元，加上生活费，3个月赤字超过4万元。最让她揪心的是，这些费用里，能报销的部分寥寥无几。残联每月补助最多3600元，每年最多补助10个月，一年封顶3.6万元，而且每月必须上够一定天数课程才能报销，其余的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

　　存款锐减，负债日渐积累，每一笔支出都成为压在陈芳和丈夫心里的石头。

　　为了撑下去，陈芳不得不对康康的课程做“精准调控”：每月必须上十几天课，才能达到报销的门槛；理想状态是20天左右，这样康复效果才能稳步推进；上限是22天，“多一天的费用，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即便如此精打细算，现实仍一次次击穿底线。今年5月，家里财务状况最吃紧时，康康的课程被迫削减至一个月只上12天。那段时间，康复老师时不时发来康康的训练视频：视频里的小男孩努力地蹦台阶、辨认卡片、练习发音。陈芳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感觉特别对不起孩子，好像是我亲手剥夺了他进步的机会。”

　　更让她心酸的是，为了填补康复费的缺口，她不得不取出康康攒下的压岁钱。那是孩子一点点存下的“家底”，原本她想留着作为教育基金，如今却只能提前透支。

　　“取完钱那天，我抱着孩子哭了。”陈芳说，康康不懂钱的意义，只是懵懂地拍着她的背，那一下下的触碰，让她心里更疼了。

　　“倒”着过的日子

　　经济支柱摇摇欲坠，陈芳深知必须尽快寻找出路。她不是没想过找份工作，可康康的康复课程需要专人接送，下午两点多就得去接孩子——这样的时间要求，没有哪家公司能允许。

　　“这个年纪，没什么专长，又要照顾孩子，想找份能兼顾的工作太难了。”陈芳叹了口气，她曾经也是职场女性，可现在，在生计和孩子之间，她只能选择后者。

　　陈芳老家河北承德的山里盛产蘑菇，每到夏天雨水丰沛时节，山间的蘑菇便会大量生长。今年暑假，陈芳做了一个从未想过的决定：带康康回老家捡蘑菇卖钱。那一周，她每天天未亮就带着康康上山，中午顶着大太阳回家，把蘑菇分类、清洗，然后在路边摆摊叫卖。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200多元，七八天下来，总收入有1000多元。

　　“钱不多，但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改变现状。”陈芳说。更让她意外的是，康康在山林里表现得格外安静，他学着妈妈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把蘑菇放进篮子里，偶尔还会指着树上的鸟巢发出“啊啊”的惊叹声。

　　从老家回北京前，陈芳的母亲偷偷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8000元——那是家里去年卖玉米的收入。

　　“这么多年，第一次从我妈那儿拿钱。”陈芳攥着那个信封，在汽车站的卫生间里哭了整整15分钟，“实在是没办法，孩子的康复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