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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中国宣纸小镇夜景。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三丈三”巨幅宣纸捞纸现场。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为《天工开物》里描绘的造纸流程。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杀青》卷首写道:“覆载之间之藉有楮先生也,圣顽咸嘉赖之矣。身为竹骨与木皮,杀其青而白乃见,万卷百家,基从此起。”“楮先生”是对纸张的雅称,造纸术重塑植物纤维,化木竹为纸张,为书写印刷“万卷百家”提供了便捷实用的载体,为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的传承作出突出贡献。
“妙迹蔡侯施”?
造纸术的出现与革新
“妙迹蔡侯施”。唐代李峤有一首名为《纸》的咏物诗,其中如是追溯造纸术之由来。
同李峤一样,大多数人说起造纸术,往往第一时间想到东汉龙亭侯蔡伦。这种说法主要受《后汉书·蔡伦传》的影响。撰著《后汉书》的南朝范晔认为,蔡伦以前只有竹简、缣帛作为书写载体,将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蔡伦的“造意”。
但是,范晔的时代距东汉蔡伦已过去300多年,东汉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是他著书时主要参考的资料之一,其中对蔡伦造纸的记载还未衍生出更多细节,仅为“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尚方”即“尚方监”,蔡伦曾任掌管此机构的尚方令。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研究指出,蔡伦是造纸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他的贡献在于总结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并开辟新原料来源。
技术的变革往往源自长期积累,而非一人一蹴而就的“造意”。20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考古的进展,一批出土的两汉纸张实物为探源造纸术提供了更多可能。
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发现了断代为西汉宣帝时期的疑似麻纸,但实物在抗日战争中被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陕西出土了被称为“灞桥纸”的麻类古纸,最初被断代为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在甘肃金塔的肩水金关遗址、陕西扶风中颜村和甘肃敦煌马圈湾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被认为是西汉早期纸地图的残片。20世纪90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又出土了带有字迹的西汉纸。
它们的出现一度引发学术争论,部分学者依据放马滩纸、灞桥纸,将造纸术出现的时间提前到西汉初期;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西汉早期纸状物实为丝织品,或缺乏纸张中植物纤维的分丝帚化现象,仍坚持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
目前看来,考古学断代和科技鉴定两方面都比较可靠的西汉古纸,是肩水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玉门关纸,纸张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中后期。然而,即便蔡伦没有首创之功,他推动生产的“蔡侯纸”也在纸张的发明演进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历史地位并不会被埋没。
纯俭从宜,惟变是适:
造纸原料持续开拓
“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西晋时,文学家傅咸在其《纸赋》中以此句赞美纸张代替简策节省了费用。今天来看,这句赋也正巧概括了造纸术发明后工匠持续不断寻找新原料、开拓新品纸的历程。
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表明,麻纸是植物纤维纸发展的基石。东汉末年的左伯对麻纸工艺进一步改良,造出的纸被赞为“妍妙辉光”,满足了文人旺盛的书写需求。
魏晋南北朝时,麻纸生产达到一个高峰:白度明显增加,表面平滑紧密,纤维束减少并有清晰帘纹,纸页较薄。质量提升得益于造纸工艺的进步——在制浆时加强蒸煮过程,充分舂捣后使纤维分丝帚化,交织更紧密;可活动帘床抄纸器的推广则使纸张更薄更匀。当时还出现了施胶、涂布、染色等加工技术,黄檗染色的黄纸有驱虫防蛀之效,为文人雅士所喜爱。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引发“洛阳纸贵”,反映出麻纸发展的背景下,在纸上抄书风气的兴起。直至隋唐时期,质量上乘的麻纸仍被皇家用以凸显地位。
当然,不只是麻纸,随着人们对造纸材料的挖掘,藤纸、楮皮纸、竹纸等多元材料制作的纸张都曾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被广泛接受。
藤纸主要产于浙江等地,以野生藤皮为原料。但由于原料再生远远跟不上消耗,藤纸在产、用达到鼎盛后迅速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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