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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有一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先辈，为了这片土地的明天浴血奋战……”日前，重庆市城口县红三十三军庙坝指挥部旧址前，夕阳为青瓦老屋镀上一层金光，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列队走进展厅，讲解员的声音仿佛穿越时空，唤醒了那段激情燃烧的长征记忆。

城口县位于大巴山南麓、重庆市最北端，是全市人口数量最少、密度最小的县城，但也是全市最“红”的县城。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革命老区中，独享“三个第一”和“一个唯一”：即重庆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由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红军主力部队的县，重庆唯一一个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这座“红色之城”的诞生，源于一支英雄部队。1929年，长期活动在大巴山脚下城口、万源、宣汉等地的王维舟、李家俊领导了固军坝起义，在起义中诞生了城（口）万（源）红军。一年后，他们攻占城口县城，让这座深山小城第一次升起了红军的旗帜。后来，这支队伍被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下称“红三十三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为了保护红四方面军大部队安全转移，红三十三军负责红四方面军后卫掩护工作，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大部队的安全撤离。据了解，当时仅有5.7万人的城口县，5500余人参加革命，500多人随军长征，470多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那段用鲜血写就的革命历史，为当地留下了37处不可移动红色资源，也让这里成为渝川陕毗邻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如何把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得更加深入人心？在当地，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和城口红军纪念公园这两处红色遗址可谓家喻户晓，而县城之外，一些散落在周边的旧址却少有人知晓。今年4月，城口县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部分偏远乡镇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不到位，不利于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该院经初步调查后立案，随即对辖区红色资源保护情况全面排查摸底。

检察机关发现，县域内的古佛洞红军生活旧址、红三十三军297团政治处旧址、红三十三军295团医务所旧址，以及城万红军指挥所旧址、红三十三军庙坝指挥部旧址等场所管护不到位，或缺乏文物、历史事迹介绍等基本陈列内容，或虽具备开放条件却长期“休眠”，未向社会公众开放。

“我遇到过很多次，游客专程探访红三十三军庙坝指挥部旧址，顺着手机导航找到了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当地村民反映。办案检察官实地调查发现，上述红色遗址有的大门紧闭，有的周边没有任何指示牌，甚至连当地人也讲不出具体位置。

“让红色基因‘动’起来，不仅要守护红色遗址的‘形’，更要激活红色文化的‘魂’。”办案检察官介绍，依据文物保护法及《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等相关规定，具备开放条件的红色旧址应当尽可能向社会开放。5月，在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导下，城口县检察院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更好激活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收到检察建议后，城口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属地乡镇等多方协同联动，针对古佛洞红军生活旧址等4处展陈空白的红色点位，积极编制展陈大纲，广泛征集革命文物，充实历史事迹介绍，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原本空荡闲置的旧址有内涵、有看头、有热度。

“现在，相关点位的开放信息公告牌挂上了墙，红色资源标识牌补齐了，同时配套专业化讲解服务，城乡一体化的红色研学教育阵地逐步成形，我们计划将其打造为红色深度游的一条精品线路。”该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整改以来，城万红军指挥所旧址、红三十三军庙坝指挥部旧址参观人数已超2000人，展馆内不仅消防器材一应俱全，文物巡查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还搭建起文物灾害风险预警联动体系，真正让“沉睡的文物”变为“流动的课堂”。

◎峥嵘岁月

1929年诞生的城（口）万（源）红军，统一使用印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是重庆地区首支打出红军旗帜的武装力量。随着红四方面军入川，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于1933年11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

红三十三军于1934年6月从万源挺进城口，解放城口全境，建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至此，城口县共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政府、23个乡苏维埃政府、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本报全媒体记者 满宁 通讯员 武佳佳 牟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