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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5日，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内举行抗议集会。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2026年8月9日，日本民众在长崎和平公园附近举行反战游行。

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摄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然而，战后日本并未彻底反思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也未被彻底清算，反而改头换面重返政治舞台。从粉饰否定侵略历史、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到强推修宪、“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当今日本右翼行径空前猖獗，是战后日本右翼在组织结构和行动方式上进行战术性变革的结果。

复辟——

战后初期右翼的传承与变革

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否认天皇神性的《人间宣言》让日本右翼势力失去精神支柱，丧失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优势地位。大批右翼头目、战犯被剥夺公职接受审判，尚存的350余个右翼团体大多遭到解散，但天皇制的延续和对旧日本官僚体系的整体继承，为右翼在战后死灰复燃保留了精神土壤和制度根基。

随着冷战爆发，美国开始大幅调整对日政策，从遏制转向扶持，默许日本实施一系列反民主化举措。大批旧军政势力得以迅速重回政坛，岸信介、重光葵等战犯逃脱惩罚，堂而皇之重回日本政治核心，随后接连推动出台相关法案，把甲级战犯定义为“因公殉职者”，还发放高额抚恤金。战犯从此不再被视为罪犯，而是“为国捐躯”的战士。

与庙堂之上战犯复出相呼应的是，日本右翼组织呈现死灰复燃态势，“大东塾”“防共挺身队”“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日本学生会议”等各类右翼团体接连成立。它们依旧沿袭战前作风，依靠街头暴力、恐吓袭击扩展影响力，但战后日本民众已然日渐适应和平生活，这些右翼团体很快就引发了社会反感。此时，以“生长之家”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登场，并逐渐成为引领战后日本右翼变革的先锋。

“生长之家”的创始人谷口雅春战时极力鼓吹天皇至上，狂热支持日本对外侵略；战败后拒不反思战争，妄图恢复天皇亲政的旧体制。他意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辟不能依靠街头激进手段，因而发起以“天皇信仰、废除占领宪法、反共反战后体制”为核心诉求的“国民总自觉运动”，借宗教网络、舆论宣传、市民集会发动全国的信徒与民众，借此向政界施加影响，开启了战后日本右翼运动的转型。

有日本学者指出，曾经的日本法西斯运动只是少数激进分子的活动，谷口雅春则主张“吸纳民心，占领社会舆论制高点”。后来日本右翼团体的代表人物，如椛岛有三等人，皆是其忠实信徒，深受其影响。同时，日本战后始终没有开展彻底的战争责任清算，未能在全社会层面引发对侵略战争的深层反思。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保守政客，在执政时期全力推动日本社会右倾保守化的根源亦在于此。

转型——

新右翼的兴起与行动转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持续的经济发展让日本战后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美化侵略、为战争翻案之风开始频繁上演。1963年，池田勇人内阁正式决定在每年8月15日举办追悼活动，向二战中的300余万死者“献上追悼之诚意”。次年，他又恢复曾被废除的军人授勋制度，向1万余名战死军人颁发“叙勋令”，以“彰显其生前之功绩”。

1964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第一书”——《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出版，其作者是老牌日本右翼文人林房雄。作为侵华日军的从军作家，他公然颠倒黑白，将日本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的“亚洲民族解放战争”，并将东京审判扭曲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如此堂而皇之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说法，却被日本右翼奉为圭臬，成为其重要理论根基。

在此背景下，高唱“民族精神复兴”的民族派新右翼群体乘势而起。民族派新右翼转向民族主义、反政府及反战后体制，极力抨击日本对美国的屈从。1970年，在椛岛有三的呼吁下，作为全国学协领导机构的“日本青年协议会”成立，其成员多为“生长之家”信徒。“日本青年协议会”意识到，日本战后体制已成定局，要实现其政治理想，必须从暴力反体制转向体制内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