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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记者 胡梦洁）清晨六点，赣江南昌扬子洲段的江风还带着夜色的凉意。护渔员郭国金套上反光背心，沿着堤岸开始了一天的巡护。脚下这片水域，当地人叫“江豚湾”。水面上，几头灰黑色的身影接连跃起，划出弧形的水痕——那是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

“做渔民那阵，几乎没见过这东西。”58岁的郭国金擦了擦额头的汗，“现在天天见，上午六七点、下午五六点，准出来。”

六年前，他还是这片江上的捕鱼人；如今，他是专职护渔员。从“捕鱼”到“护鱼”，身份转换的背后，是一场绵延数年的生态治理实践，也是江豚杳无踪迹近四十年后重回赣江的答案。

消失四十年后，它们回来了

2020年8月6日，中国江西网“视觉江西”栏目刊发了一组照片——赣江北支渔业村段，因洪水持续高涨而宽阔的江面上，成双成对的江豚在水中嬉戏畅游。同日，南昌晚报也报道了这一发现。拍摄爱好者章斌至今记得那个瞬间：“当时我在村里蹲点防汛，堤上驻守，汛期涨水，突然就看到了。我随身带着相机，就拍下来了。”

这是赣江南昌辖区禁捕以来，江豚首次被公开记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赣江还常见“江猪”（江豚俗称）戏水。此后过度捕捞、码头林立、人类活动加剧，江豚渐渐杳无踪迹。章斌说，那时候渔民捕鱼是“灭绝性的捕捞”，电鱼、绝户网，赣江里的鱼越来越少。

转机发生在2020年。当年5月，扬子洲启动退捕禁捕，不到半年时间，全镇157个捕捞证被收回，近200艘各类渔船上岸，上千副网具被集中销毁。600多位渔民“洗脚上岸”。

“经过半年休养生息，鱼回来了，江豚也跟着回来了。”章斌说。

从2020年至今，章斌几乎每年都要在江豚湾蹲守，今年六七月间，他几乎天天来。“原来以为它们只是过客，拍一次要碰运气。现在不一样了，一个画面里能有四五个种群同时冒出来。”

江豚是群居动物，通常两三头为一个族群。章斌的镜头里，最多一次记录到四五个点位同时有江豚活动。“三头之家很常见，明显能看出有大有小，有小江豚跟着。”

关于种群数量，各方数据略有差异：南昌市东湖区农业农村局的持续监测显示“稳定且略有增长”；东湖区扬子洲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祝顺林介绍，科学监测数据约8头，日常肉眼观测在10头至13头之间。

“声呐监测受范围、游动轨迹影响，和肉眼看到的会有出入。”祝顺林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10头左右是有的，而且有3个家族在。”

“拉着船不让我们拖”

江豚回归的背后，是一场艰难的政策落地。

渔业村，扬子洲镇上一个有着近四百年水上生活史的村落，四代人以捕鱼为生。扬子洲镇渔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友谊2012年进村委工作，2024年起任村书记，全程经历了退捕禁捕的全过程。

“其实2019年8月我们就提前停港了，把船全部集中停在院子后面，不让捕了。”郭友谊回忆，那时候阻力很大，“渔民世代靠水吃水，先不说收入高低，就是自由——我想出鱼就出，不想出就不出。”

抵触是真实的。“有些渔民拉着船不让我们拖，言语冲击都有，险些发生肢体接触。”郭友谊说，做工作的办法是“党建引领”——全村30多名党员包片联系自己的亲属，村干部带头做通家里人的工作，村民代表跟进。

政策宣讲是另一个“战场”。渔民问得最多的是：“捕鱼跟生态搭什么架？现在不是很好吗？”郭友谊的回答很直接：“国家是站在战略层面看问题，我们是基于个人考量。鄱阳湖一千多条船都禁了，我们村一百多条船，红线跨越不了。”

补偿政策的诚意，打消了多数人的顾虑。渔船由专业评估机构作价，不是按废铁回收——一条造价约10万元的船，用了几年后，高的能补到六万至八万。渔网按每公斤60元至70元回收，设上限防止套补，而废品收购价仅一元一斤。

“到渔网和渔船回收这一步，他们还是支持的。”郭友谊说，退捕工作最终做到了“五个没有发生”——没有涉稳事件、没有安全生产事故、没有重大矛盾纠纷、没有渔民抗法、没有渔民上访。

2020年8月，扬子洲段全面完成禁渔。几乎同一时间，江豚出现在了这片水域。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

禁渔之后，渔民们开启了人生的新航程。

郭国金13岁上船，做了近四十年渔民。如今，他是扬子洲镇两名专职护渔员之一，每天清晨出门，沿江边巡逻，看到钓鱼的、下网的就上前劝阻，守护着这片他曾经赖以生存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