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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以系统整合三大环境议题的立法智慧，回应了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难题；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法治表达，突破西方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困境；以“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开启了务实可行的立法路径。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表明中国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法范例。

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回顾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到一条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清晰脉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环境法学的研究与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而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是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这种自主性源于中国独特的双重社会转型与双重环境压力。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渐进发展，环境问题分阶段依次出现，其环境立法主要围绕末端治理展开。而中国同时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现代工业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型。这两个转型在时间上高度叠加、在空间上相互交织，既要应对传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也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低碳转型压力。这种双重环境压力是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决定了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种国情背景，决定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模式，必须立足本土实践。

这种自主性更体现在理论根基的原创性上。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智慧。生态环境法典第一条明确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定为立法目的之一，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范。

这种自主性也体现在实践来源的本土性上。河湖长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保护红线等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都被吸收进生态环境法典。这些来自中国大地的制度创新，构成了生态环境法典最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经历深刻转型。如果说过去的环境法学研究主要是在“照着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则是一场扎根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实践，体现了“接着讲”和“自己讲”的努力方向。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推动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完成从分散性立法到系统性立法的跨越。目前，中国在生态环境法治领域的整体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确立系统性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立法范式

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大领域的法律规范进行一体化整合，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在立法技术上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这三大领域恰好回应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发布的《与自然和平相处》中指出的地球面临的三大危机，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环境立法大多采取分散式、单行法等模式，这种碎片化的立法格局难以应对环境问题复杂交织的现实挑战。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的篇章结构，将这三大领域置于同一部法典之中进行统筹。这种整合超越了传统环境法以“媒介”（大气、水、土壤）划分的条块分割，确立了以“问题—目标—手段”为轴心的系统性思维。

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是这一整合模式的核心体现。西方国家的环境法典大多聚焦于末端治理，本质上是在治标。而生态环境法典将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纳入其中，是从治本的高度回应发展与保护如何统一这一世界难题。它通过建立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绿色转型等，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转化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生态环境法典还专设“应对气候变化”一章，明确了国家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机制。这种“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位一体的法典结构，为全球提供了一种系统性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立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