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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K歌”“站C位”“P照片”……这类中英夹杂的表达，在社交语境中早已稀松平常。职场上，“见CEO”“做PPT”是工作常用语。医疗场景里，“照CT”“做B超”“进ICU”等简称也时常入耳。

字母词的大量涌入，是否正在挤占汉语的表意空间？中文在吸收外来概念时，如何翻译才能实现信达雅？带着上述观察，本报记者与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方菁展开了对话。

鸠占鹊巢之忧

记者：英文字母词在日常交流和各类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是否已成为一种有共识的语言现象？您如何看待？

方菁：是的，这确实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早在20年前，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统计，VS、NBA、GDP、IT、MP3、QQ、DVD、CEO等10个字母词便已进入中文媒体前5000个高频词语行列。

包括近年来涌现的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概念，也呈现出英文缩写与中文学名双轨并行、缺乏通俗中文名的局面。今年3月，人民网微博发起“给AI取个好名字”活动，网民高涨的参与热情，恰恰反映出公众的关切程度。

我们面对的，不是零星几个高频英文缩写词“飞来”鸠占鹊巢的问题，而是成百上千个字母词涌现在汉字沃土上。这关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传承。

记者：回顾汉语吸纳外来语的历史，从汉唐的“佛”“塔”“葡萄”，到近代的“坦克”“咖啡”“沙发”，这些词全部变成了纯汉字的形式，完成了彻底的汉化。为何如今字母词频现，大有常态化趋势？这是因为汉语的“消化力”变差了，还是语言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

方菁：这并非汉语“消化力”减退，而是语言接触的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首先，外来语的词形变了。古代传入的多是“coffee”“sofa”这类独立名词，翻译时可以从其发音或含义着手。而当下高频涌入的多是复合语义的缩写，像“AI”“GDP”“CPU”，仅是原词组首字母缩写的集合，单个字母不承载独立语义。面对这种纯符号组合，传统的音义拆解法失去了切入点，翻译难度自然变高了。

其次，效率驱动，让缩写使用成为习惯。不论口语交流、手写记录还是键盘输入，“CT”“APP”都比“计算机断层扫描”“应用程序”简洁得多。这使得字母缩写逐渐被默认为一种通用符号，汉字译名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挤压。

最后，传播节奏呈几何级加速，命名机制滞后于技术迭代。古代慢工出细活，译经僧、洋务译员推敲一个译名经常耗时数年。“telephone”传入中国时，从音译“德律风”到生动形象的意译“电话”，中间隔了数十年。如今技术概念以月、周、日为周期扩散，而规范译名的审定流程往往需要更长周期。这种时间差导致外语缩写常在专业领域和公众认知中先行占位，等规范译名出台，大众早已习惯旧称。

因此，当务之急是缩短译名周期，争取在概念爆发初期即确定规范的汉字译名，掌握主动权。

音义兼译 求“真”求“美”

记者：除了“夹生”的中英混搭字母词，您观察到哪些影响沟通或理解的共性现象？

方菁：汉语吸纳外来语，主力是名词，大致可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我就结合自身经历，谈谈这两方面的“不顺畅”。

一是文学作品中人名的译介美学问题。十二三岁时读《希腊神话》，故事很吸引人，可那些冗长的音译名字像一堵墙，让我很难记住人物身份和关系。现在回想，这恐怕是直接音译造成的遗憾。只有“宙斯”“雅典娜”这类选字讲究、简短优美的译名，让我连同他们的故事至今难忘。

二是专业领域术语汉化的标准化滞后问题。退休后学AI绘画，为保护版权，我接触到“hash value”这个技术概念。一查，发现这一个词竟有4种不同叫法——商用密码与网络安全国标体系将hash定名为“杂凑值”；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名词委”）的计算机学科规范中则为“散列值”；除了这两个官方译名外，从功能描述出发，业内偶尔也称“摘要值”；在互联网工程、开发文档与大众科普中，通行最广的仍是音译“哈希值”。

为什么会这样？对照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韩林涛提出的6条外来科技术语汉化标准——音节经济、语义透明、隐喻恰当、读音顺口、具备派生能力、文化寓意积极，“杂凑值”“散列值”“摘要值”在语义透明、隐喻恰当和文化寓意积极这3条上表现不佳。“杂凑”字面自带“杂乱拼凑”的消极色彩，缺乏正向的隐喻支撑；“散列”“摘要”则表意隐晦，既无法让人直观理解其技术内涵，也难以唤起积极明确的审美联想。

所以说，标准一致、译介一致，很重要。

记者：就具体汉化路径而言，您认为外来词汉化应该怎样选择不同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