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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世界瞩目。此次全会擘划“十五五”，有许多重大战略判断、新概念新提法。如何看待？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进行了对谈。

1、侠客岛：昨天全会公报中有一个概括：“‘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如何理解？

郑永年：先从国际上观察，外部不确定性很强。这些年国际上近乎“乱世”，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区域冲突不断，西方主要经济体也面临强烈的内部不确定性，如美国国内撕裂、欧洲右翼崛起，等等。国际秩序剧烈变动，需要重建、重塑。由谁重建重塑？这里面就有机遇。

经济呢？一方面中国受到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中国内在优势很明确。比如我们是全球工业体系最齐全的国家，低端、中端技术和制造业全覆盖，高科技也在迅速追赶突破，有些领域已经领先；虽然这些年外部风险升高，中国企业仍在加速出海、布局世界。

因此，尽管外部风险不断，有不可预料因素，但中国本身是具有较高确定性的。从布局看，中国内部追求高质量发展、外部追求高水平开放，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我们的发展思路和路径是明确清楚的。

经过“十四五”，我个人对“十五五”更加乐观。“十四五”时期碰上许多“黑天鹅”事件：先是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之后拜登政府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卡脖子”脱钩三条战线上围堵中国；赶上世纪疫情，又出现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区域热点。以前形势比较稳定，很多人觉得国际市场很好很平稳，什么都可以采购，一被“卡脖子”，马上看到短板。

因此，“十四五”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克服了危机，更在于迅速补上短板，现在的许多重大突破成果都在这一时期加速推进，真正起到了承上启下、行稳致远的作用，使中国具备了更系统、整体的韧性。

2、侠客岛：许多外媒高度关注这次全会。在他们看来，相对于一些主要经济体动辄“翻烧饼”的多变风格，中国从“一五”到“十五五”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代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郑永年：“长期主义”一直是中国特色。其他国家不是不追求长期主义，有的也想学，但不太成功。其实，从“一五”到“十五五”，中间也有变化。之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年计划”，后来因为加入了市场，需要考虑市场的不确定性，就改成“规划”。“规划”能实现，靠的就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中国为什么能五年上一个台阶？对国际局势、国内形势的判断很重要。国际方面虽然面临大变局，但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有解决方向和思路。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发展跟政府越没关系越好。但中国一直把发展经济、满足需求作为政府的内在责任。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搞资本主导，以资本利益为导向，政府很难有作为。只有极少数有能力的政府能够实现规划。这体现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过去，许多人把美国看作全球的稳定力量，但现在美国实质上已经不愿承担“稳定者”的角色，欧洲自身也陷入乱局，中国就是最大的稳定力量。一些以前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早就在“向东看”。

3、侠客岛：公报中在论及中国经济基本面时提到“四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怎么理解这种概括？

郑永年：以前很多时候是去找突破口、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十八大之后，更多用系统、综合、协调的方式去看问题，“四大优势”就是对自身的系统性梳理，也是中国信心的来源。

中国现在的强大和韧性是系统性的。比如，美国的高科技很先进，金融很强，但缺少中低端制造业和技术，中国是从高到低都有。我们讲过拼韧性，韧性则来自系统性的整体实力。

五年上一个台阶的关键因素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次公报有一句表述我觉得很有新意：“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非常重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也一定需要一个活力社会。我理解，有为政府就是要让市场更有效、让社会更有活力。

比如我们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些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就不是“有为”，而是“乱为”；市场恶性竞争，“割韭菜”、内卷，或者损害环境和劳动者利益，政府就要纠正。如果只讲市场，政府不作为，就会演变成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乱象；如果只有政府“有为”，其他领域缺乏活力，就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