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儿童医院黄牛号贩子票贩子代网上预约代挂号电话流向浩瀚的海洋(见证·亲历中国文学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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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船》塞尔维亚文、中文双语版
《童年河》日文版
《变形》英文版
《疼痛》英文版
《天上的船》英文版
开栏的话:文字无界,山海相通。人民日报海外版今起开设“见证·亲历中国文学出海”栏目,邀约作家、翻译家、汉学家执笔,以亲身见闻为切口,记录中国文学跨越语言、走向世界的点滴故事。从字词句的转译推敲,到异国读者的会心回响,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在双向阅读与对话里,搭建心灵相通的桥梁,展现不同文明相知相融的动人图景。
从事文学创作5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面对世界从闭塞走向开放的过程。
1985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去了美国和墨西哥。在异国的书店里,竟然找不到一本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心中的悲哀无法言喻。和外国作家交流时,我们对他们的文学很熟悉,因为大部分外国文学名著都有中文译本,我们读过。而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却少得可怜,他们知道孔子老子,知道李白杜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知之甚少。
关于中外文学的互通互译,很长时间来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外国文学,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之多之广,可谓世所罕见。而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极其有限。文学要走出国门,首要的事情是翻译。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翻译,它们的影响只能局限于母语读者。
这些年来,情况已有了很大改观。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和国力的不断强盛,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日益增长,中国文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世界。曾经寥若晨星的汉学家,如今已是繁星满天,很多国家都有热衷于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翻译家。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持续不断地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对此,我有切身感受。
最近十多年来,我的三本诗集《天上的船》《疼痛》《变形》不断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已有30余个不同语种的版本。这几年我两次到访美洲,去了智利、古巴和阿根廷,与那里的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交流时,没有障碍,他们了解我,甚至能背诵我的诗。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诗集有多种西班牙语译本在这些国家出版。
2018年,我的诗集《疼痛》的西班牙语译本在智利首发,智利聂鲁达基金会为我举办了一场西班牙语和汉语的双语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的举办地是聂鲁达的黑岛故居。窗外是蓝色的太平洋,聂鲁达曾经常在门前的海滩上散步。听到自己用汉语写的诗和西班牙语交织在一起,回响在聂鲁达故居的厅堂里,真是梦幻一样的感觉。若把时间往前推几十年,这样的情景,在梦中也无法想象。
近年来,我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了不少外文译本。作品被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我和外国汉学家不断交流,他们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和认真,令人感动。我的小说《树孩》和《童年河》,被日本汉学家城田千枝子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为翻译《童年河》,城田千枝子反复阅读这部小说,期间不断就书中不明白的细节来信询问。我问她,我的这本书你读了几遍?她很认真地回答:超过一百遍。为了解小说中的情景,她来上海时,专门去了我童年时上过的小学,还走进我儿时居住过的石库门弄堂感受那个年代的气息。《童年河》在日本出版后,她把新书在日本各地书店上架的照片、把日本报刊上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寄给我,信中表达着无法抑制的喜悦。
最近十多年来,我的诗歌和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较多,但我花费时间最多、数量最多、读者也最多的散文,却很少被翻译成外文。这也是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现状——被翻译的作品中,小说居多,其次为诗歌,散文的外译很少。这是一种缺憾。去年,法国汉学家索尼娅·布雷斯勒花了一年多时间,把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这本书中的文字,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是对中国不同年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状的回溯、记录和反思。这一切,都通过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来表达。我认为,真,是散文的灵魂。散文需要真诚的态度、真实的记录、真切而富有独特个性的表达。索尼娅在翻译这本散文集的过程中,不断和我沟通,并告诉我她作为读者阅读这些文章的感受。她写信说:“读你当年在油灯下写的这些文字,我一边翻译,一边流泪。”书中所有牵涉人名、地名和历史典故的内容,索尼娅都撰写了译者注释,近160条。这样,就拆除了我的文字可能为法国读者设置的障碍。这本厚达700页的法译散文选在法国出版后,很多法国读者在网上发表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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