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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William N. Brown)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拍摄，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

“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潘维廉说。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重走长征路后，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近日，潘维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

在宁夏固原，潘维廉(右二)与“红军粉”传人深入交谈，了解粉条背后的军民鱼水情。　徐讯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重走长征路之前，您做了哪些准备？当真正踏上长征路、站在历史现场，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

潘维廉：重走长征路之前，我重温了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倘若未曾读过此书，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这些年来，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

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1934年10月，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其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1936年在英国出版，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

纵观历史，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最让我震撼的是，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缺乏武器，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收粮食。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这并非一句“热爱中国”的口号，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

其中，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最终双方歃血为盟。

在我看来，这非常了不起：不仅是汉族，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倘若红军失败，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

在四川凉山，潘维廉(右一)在穿行大凉山的公益慢火车上，与乘客深入交流，探寻这趟慢火车如何串联起乡村振兴的图景。徐讯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

潘维廉：1993年至1994年，我曾驾车游历中国，尽管路况极差，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然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

我观察到，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比如在湖南探访时，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

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这条邮路也被称为“长征邮路”。近20年来，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工作之外，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创办电商工作室、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

潘维廉：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如实事求是、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依靠群众等。

更深层的原因是，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