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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壮丽篇章，也成为中外作者不断书写的题材。

从中国长征主题图书的海外译介，到外国记者、作家对长征史实的记录与探寻，一本本图书让不同国家的读者跨越时空，与英雄相逢、和历史对话、被信仰感动。这些作品的流传与再版，留下了长征故事走向世界的足迹，也为海外读者认识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窗口。

革命者眼中的长征：从战地记录到世界馆藏

《随军西行见闻录》发先声

目前可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向海外介绍长征的图书，是陈云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这部约3万字的作品先以连载形式刊发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中文刊物《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印行单行本，成为海外首部正式出版的长征主题著作。为突破当时的政治舆论封锁，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借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绘了红军的行军作战、日常管理与领导人形象。《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后续传播中，该书至少出版过6次。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检索显示，截至目前各版本累计被37家海外图书馆收藏，覆盖英、德、加、美等国。

与《随军西行见闻录》形成叙事衔接的是邓发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与《从甘肃到山西》。1936年12月至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时报》先后连载这两部作品，用43期的篇幅讲述中央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以及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的经历。和陈云的叙事策略一致，邓发以“杨定华”为化名，假托国民党被俘技术人员的身份，向海内外读者介绍红军的真实生活。1938年，《救国时报》编辑部应读者需求，将上述三部作品汇编为《长征记》出版。同年，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据此推出俄文版，进一步扩大了长征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红军长征记》保留亲历实录

几乎同时，一场以“国际宣传”为明确目标的长征史料系统征集工作在延安启动。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征稿得到积极响应，短短3个月，便征集到董必武、杨成武、舒同、萧华等人的来稿200余篇以及红军歌曲、长征路线里程表等珍贵资料。征稿由丁玲主编，加工修订后选定110篇，最初定名《二万五千里》。这批原始记述不仅成为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素材来源，更奠定了中国长征叙事的史实根基。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等原因，这部书稿直至1942年才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以内部参考形式少量印行，存世极为稀少。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由朱德亲笔签名赠予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红军长征记》重新问世后，目前已被海外19家图书馆收藏，涵盖美、加、澳、英等多国，其海外馆藏本身就是中国长征叙事走向世界的鲜活见证。

《中国的西北角》引发轰动

在中国新闻界，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是最早客观报道长征的公开文本之一，也成为长征报道海外传播的重要起点。1935年7月，范长江凭借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启程赴西北采访，历时数月跋涉，采写数十篇通讯，还原了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并明确指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非当时国民党舆论所污蔑的“流寇”。1936年8月，这些通讯与67张现场照片、20余幅路线图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未满一月即告售罄，短期内连印9次，总发行量突破10万册。这部作品迅速跨越国界，1938年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将其译为日文，由东京改造社出版；1983年日本筑摩书房再版，足见其跨越时代的价值。截至目前，《中国的西北角》被国内不同出版社印行超过17次，累计被海外59家图书馆收藏，覆盖十几个国家。1937年，范长江另一部通讯集《塞上行》出版，并于1938年被译为日文，进一步拓展了长征叙事在世界的传播深度。

长征回忆录受海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