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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清晨还有薄雾。这是一座山城，县第一小学建在高处，进校门要先爬上120阶石梯。孩子们三五成群地沿着台阶往上跑，隔着老远喊“校长好！”“老师好！”金平县第一小学校长冉红艳一个个应着，偶尔还有低年级的孩子凑上来摸摸她的辫子。

这样的热闹，是冉红艳刚当老师那会儿没有的。从边境乡村学校的一名全科教师，到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长，冉红艳扎根金平三十年。其间，她教过孩子，也教过孩子的父母。回头看，她说自己的许多选择，最早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那些年在沙地上画下的线条，那些晚上在扫盲班里教人写下的名字，都是父母教给她的“第一课”。

沙地上的画笔：乡村里的“第一课”

冉红艳的父母都是老师。

父亲话不多，也严肃，曾对她说：“你还是像我们一样做一名老师，能帮助到乡村的孩子。”她记得，父母常把生病的学生、家里困难的学生往家里带，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桌上吃饭，“他们从不怕麻烦”。

慢慢地，冉红艳也学会了往家里带人。上小学时，她常把住校的同学领回家。“这些孩子的家大都在周边寨子里，生活不宽裕。”她回忆道。有一次父母外出开会，她带回来一群同学，大家围着桌子吃饭，把家里一罐酸菜捞得干干净净。“父母回到家，丝毫没有责怪我”。

1996年，二十岁出头的冉红艳回到金平，在金水河镇期腊小学教书。她告诉记者，那时师资匮乏，一个老师往往包一个班，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科学、音乐、美术、体育，都得教。

美术课是个难题。没有画板，没有画笔，没有纸。冉红艳想出来个“巧办法”：带着孩子们走到学校旁边的沙地上，一人折一根枝条，在松软的沙面上画画。

“第一节课我不指定题目，让他们画自己心里想画的东西。”冉红艳说，“孩子们没有基础，你指定一个题目，他们反而画不了。”孩子们就画一点简单的叶子、小花，在沙上留下一道道线条，歪歪扭扭，却画得认真。

白天教孩子，晚上还要教家长。

上世纪90年代，在她工作的乡村，不少成年人从未进过学校。晚上，学校办起扫盲班，教室里常常坐着三四十人。面对连笔都不会握的成年“学生”，她一笔一画教他们写名字。当一位年轻母亲激动地拉着她说“终于会写自己和孩子名字”时，冉红艳深刻地意识到：孩子坐在课堂里，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家庭。

因为晚上一起上课，她和家长渐渐熟悉起来。家长从地里摘到一点青菜，也会送到学校给老师；冉红艳则和他们谈孩子，谈家庭，谈怎么与孩子相处。“跟家长接触多了，家校沟通顺了，孩子的成长也会顺一些。”她说。

有一次，她发现班里一个女孩连续几天没来上学。问了同学才知道，孩子父母已经分开，父亲觉得孩子没有必要继续念书。

刚进门时，对方并不热情，甚至没让她落座。她告诉家长，孩子成绩不错，不能就这样停下来，“如果家里困难，买不了书、买不了作业本，我给她买，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一次次家访后，父亲终于答应了。

后来工作调动，冉红艳不得不离开。离开那天，孩子们追着车跑，追过吊桥，边跑边哭，她也跟着哭。“当时我带的是五年级班，如果再多待两年，就能陪他们毕业了。”

好的课堂是一遍遍“磨”出来的

带着这份对乡村教育的思考，2011年，冉红艳调任金平县第一小学校长。面对这所百年老校，她没有急于“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一个一个找老师谈，老教师、年轻教师，几乎谈了一遍。

“你要改革，先要知道问题在哪里。”她说。

她最先盯上的是课堂。第一件事，让校委会成员全部回到课堂，她自己上课，副职也必须承担课程。接着启动“青蓝工程”，年轻教师拜师，有经验的教师手把手带，同时给新教师设下“过三关”——先过师傅关，再过教研组关，最后上全校公开课。过不了，就再磨，直到达标为止。她会把师傅一起叫来，分析年轻教师的具体问题，是板书，是教学设计，还是课堂互动。她自己听课也细，一项项抠。

“课堂上40分钟的质量很关键。如果教育方式方法不对，那就耽误了这群孩子。过了关，才能站稳讲台。”她停了一下说：“课堂质量不过关，耽误的是孩子。”

到今天，只要时间允许，她仍会坐进教室听公开课、集体备课和教学比赛。听课前，她先翻教材，熟悉单元要求、教师用书和新课标要求，把功课做在前面。“我自己心里面都没有，我怎么去给老师提？”冉红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