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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纸，涂浆、补洞。毛笔蘸浆，镊子夹着薄薄的补纸，一点点填补虫蛀的空隙……从2008年算起，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副研究馆员葛瑞华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第18个年头，也是她和同事开设《中国古籍装帧形制实践》课程的第一年。

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北京地区首家高校传习所——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传习所。传习所导师、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张平在课后叮嘱她：“用好高校平台，把古籍修复的技艺、理念传播出去，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一句师傅教导的话在她心里记了8年。

9月15日，记者随“校馆弦歌”采访团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内正在举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探析——以古籍保护课程为例》结项成果展——这是葛瑞华和同事开课后举办的第一场学生作品结项展。从检测评估、修复方案制定、选配纸张、修补书叶到装帧复原，展览通过图文、旧纸一一展示虫蛀、酸化、边角卷翘、破皮断线的古籍真实“样貌”。

“古籍若只放在书库，效能只发挥了一半，只有把古籍拿给师生看，给感兴趣的研究者来看，才能让古籍发挥最大作用。”葛瑞华说。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3196所高校图书馆，纳古今典籍，汇八方智慧，典藏之书浩如烟海，是青年治学问道的精神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近年来，一批高校图书馆把修复台、装帧针线、雕版拓印搬进课堂，把古籍从库房里“请”出来。用一卷书、一堂课、一次躬行，接续百年书香、赓续中华文脉。

古籍是历史的“活化石”

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藏有1万余部13万余册古籍，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其中，14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部部古籍得以留存至今，背后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正是萨本栋校长新上任的第二天。为保护馆藏古籍免遭战火损毁，萨本栋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开展古籍转移工作。部分古籍先是被送入新挖掘的地窖暂存，之后转运至鼓浪屿公共租界，再经由汽车运送、人力肩扛手提，千里跋涉运往长汀。迁徙途中，还要提防土匪袭扰，即便抵达目的地，也要担心空袭炮火，形势最危急之时，萨校长想出“藏书于民”的对策：将典籍分散交由众人保管，倘若遭遇猛烈轰炸，至少能保全一部分珍贵藏书。

一批批古籍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厦大人的艰辛守护。其中，《月河精舍丛钞》历经抗战烟火留存。在《古籍保护与修复实践》课上，厦门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徐芳向学生展示这本书——它被送到修复中心时，部分书叶破损严重。这部古籍的扉页贴有特制藏书票，“承载了特殊年代的印记，十分珍贵”。

“古籍是历史的‘活化石’，读古籍不仅仅是读文字，更重要的是读透历史”。开课时，恰逢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这一系列的书籍，张徐芳带着学生们观摩，感受古籍所承载的澎湃历史，读懂这份文字流转的艰辛。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一枚枚藏书章串联起了学校的来时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文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图书馆从延安清凉山上的两孔窑洞发展起来。在早期收藏的红色文献中，有陕北公学学员和教员使用过或收集的书籍，以及钤有“陕北公学图书馆”“陕北公学分校图书馆”的藏书章。

展柜里，成仿吾老校长五译《共产党宣言》的三个刊发本，留存着反复打磨译文的印记。其中，二译本在抗战期间是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籍，也是陕北公学马列课程的必备教材。赵文友提到，这些书籍的流传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相连，也见证了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

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徐特立先生的铜像静静伫立在大厅一侧。作为毛泽东的老师、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任期最长的老院长，徐老早在延安时期便提出，要做好图书整理、分类与目录编制工作，充分发挥文献服务教学科研的价值。

馆内特藏文献按照校史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延安时期、河北办学时期、华北大学工学院时期及北京工业学院时期。梳理这批特藏文献，也揭开了学校“马背大学”的由来。秉持从“抗战建国”走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办学使命，1946年，学校自延安出发，沿黄河行进，取道雁北奔赴东北，途经张家口、井陉等地。这场辗转千里的迁徙办学之路，为图书馆留存下大量珍贵文献，学校也因此得名“马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