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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侵害国家税收利益，影响国家财政稳定，破坏经济发展秩序，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极大。

我国税收监管正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对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也出现了新变化，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如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秘密转移财产逃避追缴欠税等；职业化专业化特征明显，信息化水平提升，智能化越来越高，导致不少案件发现难、查处难、定性难。有的行业平台曲解国家鼓励创新发展政策，异化为犯罪的“卖票”平台，既危害发票管理秩序、损害国家税收，又严重破坏平台经济公平发展环境，对这类“卖票”平台依法惩处，既有利于维护税收秩序，也有利于净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

依法惩处各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始终是人民法院职责所在。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审理了一批逃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有力守护国家税收安全。为进一步彰显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税收犯罪，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指导司法裁判，强化惩治效果，引导依法纳税，提高税收遵从，我们选取了八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发布。

今后，人民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继续加大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打击力度，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办案质效，维护税收征管秩序，营造公正法治化环境。

案例1：郭某、刘某逃税案

——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逃税的，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刘某在天津市西青区注册成立索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索某公司”），郭某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至12月间，郭某、刘某在与四川泸州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从上述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0份用于抵扣税款，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6亿元，税额2300余万元。经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报销项税额5200余万元，申报增值税进项抵扣税额5025万余元。2022年9月，郭某、刘某分别被抓获归案。一审审理期间，刘某家属代其退赔人民币20万元。

裁判结果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刘某违反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其他公司为二人经营的索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郭某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分，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还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的故意。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论处；郭某、刘某系以欺骗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该行为导致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已构成逃税罪；以逃税罪改判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以逃税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典型意义

当前，通过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逃税案件多发，定性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努力实现“三个效果”最佳统一。逃税，是行为人逃避应纳税义务的行为，危害结果是造成国家应征税款损失；骗税，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因此，两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司法机关应依法查明、区别对待。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

案例2：新疆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税案

——依法惩治利用“阴阳合同”逃税行为

基本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