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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的社会救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

　　社会救助作为兜底线、救急难的制度，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以立法方式进一步完善、成熟、定型非常重要。”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即将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对社会救助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路径下有效运行，将起到坚实的支撑作用。”

　　从1995年起多次被纳入立法规划，到2014年国务院公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再到社会救助有了国家立法，立法工作历经30余年。

　　关信平分析，社会救助涉及政府和社会对困难群众开展救助帮扶，如何科学界定救助对象、救助到什么程度、以哪些方式救助等，都需在较长实践中不断检验。“立法必须谨慎，相关制度体系没有成熟前，在摸索中逐步完善。”关信平说。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姚建平也认为，社会救助涵盖了多项专项救助，制度体系较为复杂，需要协调的政府部门工作太多，是这一制度立法进程较为漫长的重要原因。

　　从“绝对标准”到“相对标准”社会救助扩围

　　草案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社会救助对象，是立法的重大突破。

　　回顾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关信平解析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救济制度仅能保障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户”等极少数最困难的群众，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低保制度逐步推开，但最初标准更多参照“菜篮子法”，即根据困难群众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给予救助。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草案中规定了各地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制定和调整相关标准，“使其实现与普通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的‘水涨船高’，推动社会救助完成从‘绝对标准’向‘相对标准’的转变”。

　　民政部每年发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印证了社会救助扩围的现实需求。从2009年至2024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已从2345.6万人降至625万人，农村低保对象也从2013年高峰时期的5388万人降至2024年的3361.5万人，对此，姚建平表示：“近年来，我国城乡低保对象数量下降明显，但要扩大社会救助范围，不能简单扩大低保，否则容易产生福利依赖，将救助对象扩围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更加科学必要。”

　　关信平也进一步解释，如今我国仍存在相对贫困问题，困难群众和普通群众收入差距较大，草案规定的相对标准，实际上就是将社会救助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绑定，这就使得困难群众能比较有效地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草案审议和公开征求意见中，有意见提出，社会救助扩围会增加财政支出压力，对此，专家们均持乐观态度。“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关信平算过一笔账，“把所有广义的社会救助加到一块，占GDP的比重大概不到1%”，扩围并不影响财政支出，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拳”强调部门协同与社会参与

　　社会救助涉及民政、教育、人社、住建等多个部门，如何协调各部门，形成合力，一直是实践和立法中的难点。草案规定社会救助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事项。

　　姚建平表示，实践中，困难群众收入和财产等相关数据主要通过民政部门的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查询，而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分属不同部门负责。当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时，相关部门需要协调民政部门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各项救助间如何衔接？多项救助叠加是否金额过高？“困难群众的信息往往是动态变化的，需要随时更新，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实施，将使部门间的政策衔接与数据共享有了法律保障。”姚建平说。

　　为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关信平建议，各部门要在法律出台后，协调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再结合自身职能制定部门规章，规范社会救助工作在各部门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