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黄牛号贩子票贩子代网上预约代挂号电话外卖平台“超时免罚”落地多城 专家解读:行业管理从“刚性惩罚”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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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团在南宁、武汉等近百城上线“安准卡”,到饿了么在南通、常州等多地推广“服务分”机制,再到京东外卖在25个城市试点相关规则,近年来主流外卖平台纷纷推出“取消超时扣款、改扣服务分”“超时免罚”等正向激励举措,“超时免罚”已在多个城市落地生根。
这些管理方式的调整有何考量?又将如何影响骑手的安全、收入与职业焦虑,同时平衡用户期待与商家需求?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系主任陈龙。
管理更具人性化
记者:从传统的“超时扣款”到如今的“扣服务分”“超时免罚”,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外卖平台算法本质上实现了从“刚性惩罚”到“柔性约束”的调整?
郭政:这标志着平台算法管理逻辑迈出实质性一步,本质是从“惩罚”到“激励”的转型。传统“扣款罚则”属于“事后追责”,骑手一旦超时,平台直接扣减其劳动报酬,缺乏缓冲空间,容易将经济压力转化为骑手焦虑。而“服务分”机制的核心是“过程引导”,将服务分与接单优先级、优质订单分配等权益挂钩,建立“激励为主、约束为辅”的考核体系。这种机制既符合《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中“合理设定对外卖送餐员的绩效考核制度”的要求,也更好地回应了骑手对收入稳定性的需求。
陈龙:外卖平台发展初期处于“野蛮增长”阶段,核心优势集中在“配送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平台曾采用“奖惩失衡”的刚性惩罚机制,通过强约束倒逼骑手压缩配送时间。当前的“正向激励”政策,是平台从“速度优先”转向“质量与效率平衡”的体现。“服务分”机制虽仍服务于资本增值需求,但相比直接扣款,其柔性特征为骑手提供了“补救空间”——一单超时可通过其他优质服务弥补,而非“一罚了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骑手的超时焦虑,也让管理更具人性化。
记者:这种管理模式的调整背后,是否反映了外卖行业发展阶段的深层变化?
郭政:“骑手留存压力”是核心动因之一。过去“超时即扣款”的规则下,骑手为规避经济损失,常被迫采取闯红灯、逆行等危险行为,不仅面临安全风险,也承受收入随时缩水的焦虑。这种高压环境导致骑手离职率居高不下,平台面临“用工短缺”困境。新政通过“服务分”给予骑手合理容错空间,有助于减少因怕罚款而冒险的行为,同时保障收入稳定性,提升职业归属感,缓解人员流失压力。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报酬、合理设定绩效考核规则。“超时扣款”可能涉嫌“克扣劳动报酬”,而“服务分”机制通过间接约束替代直接扣款,更符合政策对保障骑手权益的要求。新规正是平台响应政策、实现合规经营的体现。
骑手焦虑感下降
记者:从骑手的工作节奏与出行安全角度看,取消超时扣款后,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会明显减少?
郭政:这将大幅减少骑手违法违规行为。传统机制下,违规本质是“经济压力下的被动选择”。新规则消除了这一“焦虑源”:骑手无需为避免扣款而压缩时间,可根据实际路况选择安全路线,自然减少违法违规行为。例如雨雪天气,骑手不再需要冒雨逆行赶时间,而是可以放缓速度,保障自身安全。这种变化不仅能降低事故率,也能改善工作心态。
陈龙: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有所下降,但较难“大幅减少”。骑手违法违规的根本驱动力是经济需求,而非单纯超时焦虑。多数骑手仅在“用餐高峰期”面临少数订单的超时风险;他们选择闯红灯、逆行,更多是为了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提升总收入。新规则缓解的是“超时带来的即时压力”,但未解决“对高收入的需求”,因此违法违规行为或许难以彻底消除。
记者:“服务分”扣减对骑手收入的影响,是否比直接扣款更温和?
郭政:传统“直接扣款”具有“不可调节性”——一旦超时,扣款立即生效,无法弥补,直接影响当日或当月收入。而“服务分”机制的影响是“间接且可调节的”:服务分下降会降低接单优先级,但骑手可通过后续无超时、无投诉的订单恢复分数,重新获得优质订单权益。这种“可补救性”让收入更稳定,尤其对兼职和新骑手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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