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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如果有一种亲密关系范式叫作“中式爱情”，它应当是什么模样？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长情，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以侨批遥寄相思、忠贞不渝的柔韧与坚守。

本期报道对话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子曦，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从文化社会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双重视角，剖析“中式爱情”的特质、成因及其对当代年轻人的启示。

中式“恩爱”与西式“浪漫爱”

记者：《给阿嬷的情书》中，淑柔和木生以各自持守、书信传情的方式相爱，始终期待奔赴团圆。观众从悲剧中感受到一种含蓄克制、注重责任的本土情感美学。您认为这些特质能否从个案上升为一般性概念，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式爱情”？如何界定这种亲密关系范式的核心特征？

刘子曦：这个问题特别的“社会学”。这部影片能引发全民共鸣，里面的情感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美，恰恰说明它并非孤立个案，完全可以提炼为文化层面的亲密范式。

爱情模式能不能做分类？诚然，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有人爱甜，有人爱咸、爱辣，每个人口味不同，但菜系是存在的。所以在文化比较而非个人选择的层面上，不同文化有其各自典型的亲密关系模式。

参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区分“姻缘婚”与“爱情婚”的研究，我认为中式爱情本质是姻缘导向的恩爱型关系，与西方的亲密关系相比，具有以下3个特点：

第一，时间向度上，倾向于长久相守、白头偕老，不会在激情消散后轻易分开。

第二，联结紧密程度上，很少主动选择拉开距离、分隔两地，关系最终趋向亲人化的固定身份联结。

第三，爱情的发生机制上，中式爱情是一种“恩爱”，情感生成依托家庭分工与责任共生，先有恩、后有情，爱情内嵌在婚姻与家族义务之中，不容易因为思想和生活的改变而解绑。而西式爱情叫作“浪漫爱”，脱胎于中世纪骑士文化，天生带着反抗规则、冲破阶层束缚的底色。这种爱情以个体感受为核心，强调对人自然属性的尊重，在这个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很多时候来得猛烈、去得也快速。

朱萍：其实中国古代没有“爱情”“恋爱”等概念。描述两性爱恋时，只有“情”“情义”，再往深了说就是“情欲”“情色”，滑向俗文学的范畴。我们今天说的“爱情”一词，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由日语转译自西方概念的“舶来词”。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是不谈论两性间爱恋的。概念缺位的部分原因是，中式两性爱恋绑定于更大的责任体系之中，我们在意的是比激情、私人感情更重要的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式爱情不尊重人性，正相反，它从不缺少真情与执着。《牡丹亭》《红楼梦》都是为爱执着的经典范本，人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对象，可以出家，可以去死，而不愿意继续苟且地度过自己不想接受的庸常人生。

《给阿嬷的情书》里，淑柔在讲究情义信誉的潮汕地区，义无反顾和穷小子私奔，可以说全是真心，没有功利心，之后两人在漫长的离别里忠贞不渝。而南枝对木生即便可能心动过，却完全没有流露出来，用行为选择了更深厚的情感——情义。

因此，中式爱情不论由激情还是恩情生发，内核都是重视责任义务，行为隐忍奉献，精神坚韧执着，而表达含蓄克制。

记者：这种中式爱情模式，是如何在家庭分工、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中逐步形成的？

刘子曦：根源在于我们的“关系本位”文化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正如美籍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义”概念，在中国，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而更像是一种大家庭结构接力棒，核心往往是“以亲子为轴，夫妻为辅”的代际共育。

农耕时代，人们依附土地，安土重迁，个体生存离不开集体生产，由此自然形成了重家族、轻个体的观念。同时人们相信缘分天定，个人命运与家族脉络紧紧捆绑。

反观西方，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私有化进程影响，很早就完成了个体化，其婚姻以夫妻为轴，强调小家庭的私密承诺。

简而言之，西式爱情重视亲密体验，属个体内在取向；中式爱情重视关系功能，属社会外延取向。二者并无高下，只是各自适应了不同的社会土壤与现实需求。

朱萍：除了现实因素，在精神层面，文化和审美也给了我们很强的引导。我们从小读古诗词，其实是在接受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教育。比如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