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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忻题刻”拓片。

“刘含芳题刻”拓片。

二十世纪初，关重忠拍摄的在旅顺原址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

唐鸿胪井碑遗址现场及文保碑。

本文配图均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提供

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唐鸿胪井碑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但在1908年，却被以“战利品”的名义非法运至日本，自此远离故土118年。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中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直为唐鸿胪井碑回归中国而不懈努力。就在今年1月，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联合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在上海发布，完成唐鸿胪井碑流失日本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完整证据链，还原了日本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为由，非法劫掠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并将其运至日本的事实。

这本800多页的书系统梳理了迄今存世的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图片、唐鸿胪井碑题刻拓片、唐鸿胪井碑自诞生至被掠入日本期间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著述，为唐鸿胪井碑的进一步研究和追索搭建起完整、系统、可靠的史料与文献支撑。

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1300多年前，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这得从唐朝初年说起。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建立了地方政权震国，其首领大祚荣自称震国王，后派其子到唐朝宫廷任职以示归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同年底改元开元），唐王朝派遣郎将崔忻任鸿胪卿，出使辽东。崔忻率团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都里镇（今旅顺），海陆兼程到达震国都城（今敦化），举行仪式宣谕震国为忽汗州（以其境内有忽汗河得名）并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震国自此正式隶属于唐王朝。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崔忻在返回长安途中于旅顺黄金山南麓及西北麓各凿井一口，并在西北麓井旁一块“其大如驼”的巨石上铭刻3列29字：“勑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该铭刻位于碑石左上部，面积大约纵35厘米、横14厘米。这就是唐鸿胪井及鸿胪井碑（又称鸿胪井刻石）。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和日本学者渡边谅实际测量的数据：整个碑石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约9.5吨。

唐鸿胪井碑石另有7则题刻，多为历代官员和学者览碑纪事。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带人筑亭保护鸿胪井碑，并在原刻石左侧又添镌小字五行。碑亭于次年八月建成竣工，横梁上刻有“唐碑亭”3字。

到20世纪初，俄国、日本两国先后占领中国旅顺地区。在此期间，俄国和日本拍摄的旅顺口相关环境的照片中，能够清晰辨认出位于黄金山脚下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此外，日本关重忠等人拍摄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近景照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鸿胪井碑的立面和碑亭结构及相邻建筑。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总汇》主编之一段勇撰文表示，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有着坚实的文献与影像佐证。更可贵的是，在唐鸿胪井碑于旅顺原址留存期间，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镜头之下，石碑的形制、唐碑亭的风貌清晰可辨，为今日追溯其历史原貌、佐证其文明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

流失至日本逾百年

“回望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之际，文脉亦遭重创。在众多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的命运尤为典型。”段勇的这段描述揭示了唐鸿胪井碑的流失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该文件列举了“搜集”中国文物的方法，要求“搜集”、运输、分类各环节均须受军队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以确保“搜集”到的文物由帝国博物馆等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