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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③：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及其铭文“中国”。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图④：湖北武汉博物馆藏五乳神兽镜。湖北武汉博物馆供图

图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供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明确表达早期“中国”概念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表，到定格后世“中国”龙形象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从留下“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录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到为“中国人民”提供最早实物文物例证的汉代五乳神兽镜，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历史的见证，考古文物生动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博大气象。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疏源浚流，与古为新；国宝重光，时代华彩。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铭刻下“中国”印记的文物，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坚定文化自信。

——编  者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表

都城中的早期“中国”

何  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这样评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点遗址，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必经之地。

要深入了解陶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陶寺遗址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圭表。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水平放置于地面上，表面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也称“圭尺”；垂直于地面的标杆叫“表”，亦称“立表”。据学者研究推测，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距今4300年至4000年。

陶寺遗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为通身涂红彩的木杆，其复原高度为225厘米，按照陶寺一尺等于今25厘米来换算，折合陶寺尺为总高9尺。古人在使用立表时，将其垂直插入地下1尺，地上留8尺。

同期出土的圭尺，为木胎彩漆杆，复原长度187.5厘米，折合陶寺尺7.5尺。圭尺上残余42道刻度，其中第11号刻度的长度为1.6尺。《周髀算经》提到，夏至标准的晷影是一尺六寸，但并未说明其具体意义。《周礼》说夏至影长一尺五寸为“地中”，但这是河南洛阳的数据。从地理纬度上看，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位于洛阳的北边，夏至影长要更长。综合推断，陶寺圭尺的第11号刻度，应该就是古代晋南地区的一个“地中”标准。

在古人心目中，圭尺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判定“地中”。“地中”观念源于古人朴素的宇宙观，是“中道”“正统”等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源头，经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强化与巩固，其地理标志基本固定在嵩山及伊洛地区一带。即使后世国家政权中心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远离“地中”，统治者们也会通过“假中于河”、祭拜嵩山“天室”、营建“东都洛邑”等方式，与“地中”建立联系。

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陶寺遗址是一个邦国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所覆盖的区域，其政治实体已进入国家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在陶寺文化中，“中国”的概念已经出现。这里的“中国”，我们可以拆解为“中”和“国”两方面：“中”是“地中”概念，“国”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主要代表“都城”。综合陶寺遗址多年考古成果，我们认为，陶寺文化完整而明确地体现了早期“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陶寺考古队第四任队长，本报记者付明丽采访整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图腾里的“中国”气象

赵海涛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等沿洛水依次分布。其中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经过60余年的考古发掘，这里展露出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王朝气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对研究王朝国家形成、礼乐制度兴起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